個島上所有人都說謊話」這個悖論，《二十二條軍規》也是在一個嚴密的悖論框架之下。
就是說，小說本身是以悖論的方式構成的。
尤奈林最後還是選擇出逃；上至隊長，下至隨軍牧師，他的夥伴們都幫他出逃。
他要逃的時候，還堂而皇之地說了這麼一段話，他說，「我不是因為要逃避責任，我是迎着責任而上，我是為了救自己生命而逃，這絕不是一種消極」。
他對自己從戰場上逃跑的行為完全取一種解嘲的方式，有一點像我們的阿Q。
還有一個例子，舉我的小說《風流倜儻》。
小說主人公藏幣收藏家大牛是一個喜劇人物，哪怕他去談戀愛，哪怕他從事那麼高尚的職業，他對所有事情都是以一種高度喜劇的態度來對待。
他本來一直窮困潦倒，一直以善意的謊言、貪圖小便宜等等各種方式受到大夥的嘲弄。
這個人物的結尾本來倒是一件美事；終於有一個從澳洲來的女孩很仰慕他，女孩家裡又都是澳大利亞文化部的官員，女孩回去以後，馬上邀請他赴澳舉辦個收藏展覽。
等大牛高高興興地拿到簽證的時候，樂極生悲—一段樓梯有七級階，也太得意太興奮了，七級階想一步邁下去，結果他一步跨到最後一級，腳脖子一下子扭斷了。
後來確診為骨折，大夫說他三個月不能動，而簽證的有效期剛好是三個月。
這也是很典型的以解嘲的方式結束喜劇人物的命運。
以上這五種方式，應該說都是比較經典的結局方式。
我們說「經典」，一般指是20世紀以前的寫作。
進入20世紀，文學開始有一場比較大的革命，有很多說法，比如有稱為「現代主義運動」。
可能最早有革命性影響的是當時聚集在巴黎的一批來自各國的作家。
不一定是法語作家，很多是英語作家。
20世紀初這場文學革命應該說很大程度上受當時哲學思潮的影響。
20世紀上半葉人類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
世界大戰對西方哲學的演變肯定有很大衝擊，由此引發哲學上的種種發展變化，很複雜，很難去歸納。
但是我想有兩個方面肯定都繞不開，一個是以薩特為代表的存在主義，存在主義一個核心概念是荒誕也可以說是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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