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具有了其他作家很難達到的那份嚴肅、苦澀、壓抑與悲愴。」
以《我與地壇》一篇為例，進行了詳細分析和介紹。
最後，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同樣把史鐵生歸為知青文學一類，包括史鐵生在內的部分作家的創作被認為是80年代中期文學的重要的轉向。
而對史鐵生小說創作的具體介紹則是放在80年代後期的「其他重要小說作家」類別中。
也就是認為史鐵生屬於在當時時代潮流下無法被歸類的寫作風格。
並且提出史鐵生的小說創作具有「尋根」的意義。
另外，也同樣注意到了史鐵生作為一位殘疾人作家的獨特視角。
而在散文的創作上，史鐵生被歸為「文化散文」的類別。
其實我們從三本教材對史鐵生的介紹內容的篇幅，就可以推斷三本教材從不同視角出發對於史鐵生的文學史定位上的差異。
《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對史鐵生的文學史定位是最高的，而後是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
最後，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下冊中，對史鐵生的介紹是最少的。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朱棟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之外的兩本教材，都對史鐵生做出了系統介紹。
那為什麼朱棟霖不對史鐵生做系統介紹呢。
我的理解是朱棟霖更注重時代性和歷史意義。
縱觀三本教材，都或多或少的承認了史鐵生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中的標新立異。
他並不能被歸類為當時的某一種文學思潮或某一類文學風格，所以他總是以「其他重要作家」出現。
很明顯，對時代性的關注是朱棟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最重視的，因此，如史鐵生這樣的時代性體現較少的作者入史的意義就不大。
而相反，《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並不是很看中對時代性的一味追求，也並沒有打算強制把作家用來劃分類別，反而比較看重對作家本身的文學造詣和文學特色的評價。
因此對史鐵生這位在文學史上創作出《我與地壇》《務虛筆記》這類經典作品的作家必然要大加介紹。
追根究底其實這是不同的文學史學觀念—–在建構文學史的時候到底是更應該強調重要作家的個性和特殊性，還是更應該強調作家間的時代性和普遍性。
這個問題在此處…